下班路过水果摊，一个哭声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刺耳扎来。

一个黑胖的女人，穿着污迹斑斑的粗布衣服，披头散发，牵着一个哭闹不止的儿子。

四岁左右的儿子，拼命摇着母亲的手大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身边的母亲，一脸交织着羞耻、无奈与绝望的表情，钝重前行。

只有真正绝望的人，才会有这般无声又充满屈辱的沉默。

贫穷，背叛，肉欲，生存。漫长的人生。

不仅仅是艰辛。

缓慢释放的张力，撕扯着从根茎深处伸出手来。

比爱情更美。

比诉说更动人。

比眼神更飘渺。

是Kate Moss的感觉。Maximilian Hecker 一定是一个诗人。

和父亲说的话，是出于自己的软弱。以后的每一天，光阴穿破了胸膛，一刻都是，时日无多。

走路的时候，觉得肠子都拖到地上来了那么重。

没有远方

仅仅是相爱，那会多么愉快，也许拥抱我的，就不会是你

植物的根，是泥土的脉络

大地布满你的伤痕

可是现在的我，坐在这里，不知道，明天。以后。未来的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越来越深。

第一，莎朗斯通大姐遭遇的“中国式报应”

莎朗斯通大姐的那种腔调，确实很难让渴望被同情的中国人接受，她意思表达得太曲折，正愁没有事情干的媒体干嘛不断章取义？如果她把自己当时说的话倒装一下，头一句说“i cry”“i'm sorry to hear that”之类，然后再表达她思想感情的曲折变化，效果也许就不会这么恶劣。那一句千夫所指的“it's interesting”其实根本不是指的地震本身，而是指的她看法改变的过程。当然了，不仔细思考就随便发言是危险的，即便知道了她的最终意思，也有很多人骂她活该。对，她和我们有代沟，而且她支持达赖，搞不好她还得罪了某个可以买通媒体的高层，她为什么不活该？

令我匪夷所思的是，居然国内的各大媒体都大张旗鼓的谩骂和渲染这件事情，今天还有一名情感脆弱的老百姓已经提起上诉要状告莎朗大姐伤害了她的感情，要求索赔。当然了，莎朗大姐的律师也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可以就此进行索赔的，出现这种荒唐的索赔，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第二，地震捐款事件

地震第二天，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同时，一些“铁公鸡”外企也被公布在各个网上迅速传播，这些公鸡立刻被悲愤的国民攻击，更惨的还被抵制。最搞笑的是肯德基，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在地震时捐了 1000万元，但是人们还是在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肯德基列在了“铁公鸡”的榜单上，还成群结队跑到肯德基门口去示威。当时肯德基里面一个洋人也没有，倒是几个在吃饭的中国人被吓个半死。

据南方周末讲，这些在“铁公鸡”榜单上赫赫有名的外企，恰好是捐钱相当多的企业，只是外企和国企不一样，灾难发生后，他们捐出的第一笔款数只是子公司的应急金，接着他们还得向赶快向母公司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追加如此庞大数目的一笔钱，接着，下一笔更大数目的钱才能被捐出去。

而且，从西方经济理论角度讲，利益是多方的，捐款是一个个人行为，而过于庞大的捐款扰乱了常规程序，也极有可能侵害到一部分股东的利益。当然了，对我们而言，这些眼里只有钱，还不停赚我们钱的冷血老外都该去死。

不过，是谁公布了这样一份榜单？

谁把这份榜单到处发送？为什么？

捐款是一种私人行为，即使人家真的分钱不捐，你有什么理由谩骂他？

第三，地震里，周围的房子都没垮，学校垮了

事后调查，责任被推来推去，你怪地震好了，不过随便你怎么怪，事实就是，只有你修的房子垮了。人为加重了天灾，把责任推卸给天灾，道德上你就是个小人。精神上就要枪毙你，也许你觉得只有你的命值钱，只有你的孩子配在钢筋水泥的抗震房里念书。你把钱花在打牌、泡妞、勾心斗角和陷害别人的身上，我觉得别的都不用说了，只有一句，你才是真正该去死的人，代替那些美丽的生命，你可以死千千万万次！

关于以上种种，我只能说，黄祖斌说的不无道理。

曹雷，配音表演艺术家、译制导演在译制片讨论会上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老鞋匠和他哥哥一起开了一家制作靴子的鞋铺。他只订做，不卖现货。只靠口碑，不做广告。他会把来店里做靴的顾客的脚反复摸透了，画出样子，再用最好的皮子细细加工，因此，他做一双靴子的时间，比成批的机器生产时间要长得多，同时由于每一双鞋都保证了最好的质量，很久都穿不坏，因为顾客常常要过很久才会再去做一双，他的顾客不可能很多，因此渐渐的竞争不多别人。但是他仍然对着那些从百货商店货架上买来的鞋不屑一顾。“破烂儿！”他说，“这些大公司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他把做靴子当作一门终生的艺术，他把买面包的钱拿去买最好的皮子，做出最好的靴子。最后他因为饥饿而死。

这不是一个悲惨的艺术家的故事，这只是一个怀有梦想的普通人的一生。

就如同现在的你和我。

回到译制片的问题上来。译制片对于年轻一代的人如你如我，都已经是老套的名词。看原版电影已经成为了“富有文化”的年轻一代的时尚，译制片是童年里伴随着黑白胶片和老掉牙台词的代名词，它早已经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流，它正在淡出历史的舞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见老一辈配音艺术表演家们的呼声，他们从遥远的年代对这个文化产业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发出质问：译制片是活还是不活？

我之所以称他们为配音艺术表演家，是想把他们区别于如今工厂作坊式流水工作线上的一般配音演员。业内称这样的人为“棚虫”，其性质和美国快餐很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他们不看本子，不了解角色，没看过原著或者剧本，却可以走进录音棚，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率的完成配音工作。而我称之为艺术家的这一群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把译制片当作艺术品来完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工作可以细致到对一句英国俚语的反复推敲和琢磨，分工明确，质量上乘。每一个配音演员都是一次对角色的理解和再造，整个剧本都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译。

个人崇拜和文化专制结束以后，我国的文化产业正在飞速发展，却也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时期，译制片走向了衰落。随着上海译制片厂老厂长陈叙一的逝世以及一大批资深老配音演员的相继离世，代表着译制片时代辉煌的精英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如今的配音演员自身素质不高，并且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毛泽东时代简直是天上地下，他们被放逐在文化产业的边缘，在生存与艺术之间挣扎。他们想坚守自己的阵地，可是江山渐渐阴霾着轮廓。

市场冲击，文化冲击，体制变革，观念变化，这是经历文革的老前辈们都难以招架的一次巨大的时代浪潮。他们想回到过去的时代，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活着，恢复往日的繁华与尊严，可是现实里他们不得不面对大腕演员演出一集上万酬劳，而他们演出一集三百酬劳的巨大差距，以及世俗生活的狼狈与窘迫。

生存还是死亡？其实是艺术还是商业的问题。艺术家还是工人，这就是许多怀有艺术梦想的人关怀的终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生存还是死亡，结果自然分明。其实艺术之所以曲高和寡，无非因为它最初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不一定总是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你的艺术追求也许不过是因为你的自我意识强烈。除非你真正拥有非凡的信心，坚信自己确实具有天赋，并且得到某种形式的证明。于是问题产生了，是市场来证明，还是小众来证明或者还有其它方式？如果要使某种艺术得以保留，就国内目前的市场环境而言，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用商业来养活艺术。因此崔永元在讨论译制片生存出路时候说，“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些适应市场的行为，把这个钱赚来，用赚来的钱干自己想干的事。”这一条适用于任何生存方式，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首先你得活下去，然后才能思考怎么活。而在争取生存过程中，你要做的是全力保证你的方向是正确的。

因此关于译制片活还是不活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既然翻译事业依然发达，电影产业依然红火，那么译制片也毫无疑问应该活下去，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原版片浪潮是一种大趋势，因为真正能完全看懂原版外国电影的人，绝对是少数，何况优秀的外国电影，不仅仅只是美国大片，还有法国德国伊朗俄罗斯等文化气息浓郁的国家所拍摄的文艺片，这些影片从台词到内容，都需要专业的翻译和导演来进行“再造”，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需要译制片的积极参与；如今许多号称观看原版片的观众，大多靠字幕来理解电影，且不说字幕的翻译质量，单从欣赏角度来说，分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字幕，肯定是对电影本身的损失，如果仅仅是为了学外语，那倒无可厚非，但这毕竟不会是观众欣赏电影的主流模式。如今的文化市场显得幼稚和浮躁，但是它终究会慢慢成熟起来，与此同时，一部分文化将被淘汰，另外一部分将会被留下来。我想译制片不会是被淘汰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是有价值的，无论是从文化上来说，还是从市场上来说。因此，悲观没有必要。

仅仅是想坐在光线充裕、滴水不漏的画室里描描画画，随便一挥手就得来上千万，如果这样的场景不能实现，你就觉得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人，你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它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你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你忧郁的原因是你根本就自我得意识不到这一点。社会没有错，市场没有错，一切都在前进和完善中，悲叹的悲叹，彷徨的彷徨，真正的文艺青年们，积极的文艺下去吧。

她是这样的美，无论怎么活都觉得是种荒废。

胡茵梦，和她海滩边的一天。

大师年芳30有余，无车无房无媳妇，常年酒吧，小理发店解决生理问题，也许偶尔和一些开放的美女导演或者演员狂欢。

大师嗜书，走到任何地方，第一个目标就是书店，以前住油库，别的东西没有，倒是满满几大箱的书和影碟。大师的职业就是FILM LOVER。

大师又嗜酒。尤爱呼朋唤友一醉方休。想放倒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放倒他的只有他自己，所以他才会醉到一头栽进马桶里睡一晚上。

大师天真，世故，博学，世俗，超脱，功利。对这样的大师而言，生活是一条常常的走廊。